其此之谓乎的谓

       溯源：句式与“谓”字的古典语境

       要透彻理解“其此之谓乎的谓”，必须将其置于先秦典籍的土壤中考察。这一句式在《左传》、《礼记》、《孟子》等经典中频繁现身，堪称古人议论说理的“标志性结尾”。例如，《左传·郑伯克段于鄢》文末的“其是之谓乎”，便是对前述母子隧而相见故事的总结，意指“《诗经》中‘孝子不匮，永锡尔类’这句话，大概说的就是颍考叔这类人吧”。此处的“谓”，绝非日常闲谈的“说”，而是引用经典、以古证今，赋予具体事件以普遍道德意义的关键动作。它建立了一个从历史个案到永恒义理的桥梁，“谓”字便是桥墩。在先秦哲学话语里，“谓”更与“名实之辩”紧密相连。名家学派尤其关注“谓”与“指”的区别，即命名、陈述事物与实际所指的关系。当孔子说“必也正名乎”，或庄子论及“道可道，非常道；名可名，非常名”时，都在触及“谓”的边界——语言能否以及如何准确地指称和定义世界。因此，“其此之谓乎”中的“谓”，沉淀着先秦思想对语言功能与局限的深刻自觉。

       析微：“谓”字的语义光谱与语法角色

       聚焦于“谓”字本身，其语义呈现丰富层次。最基本的是“言说义”，即口头或书面表达，如“子谓公冶长”。由此引申出“称为、叫作义”，用于命名或定义，如“何谓浩然之气”。更进一步，发展出“认为、评价义”，带有主观判断色彩，如“窃谓此事可行”。在“其此之谓乎”句式中，“谓”字巧妙融合了这几层含义：它既是在“言说”某个已有的论断（如诗句、格言），也是在用这个论断来“定义”或“指称”眼前的“此”事此物，同时隐含了说话者“认为”二者高度匹配的价值判断。从语法结构剖析，“其此之谓乎”是一个宾语前置的固定格式。“此”是“谓”逻辑上的宾语，通过“之”字提前，形成“其+宾语+之+谓+乎”的强调结构。这种句式将需要被界定、被印证的对象（此）置于醒目位置，而“谓”作为谓语动词，则承担了建立联系、完成判断的语法使命，使整个句子重心突出，铿锵有力。

       功能：作为思维模式与修辞策略的体现

       这一短语超越了语法层面，成为一种独特的认知与修辞范式。在思维模式上，它体现了一种“例证-归纳”的思维方式。古人并非抽象地空谈道理，而是先铺陈具体史实、案例或现象（即“此”），然后引用一个权威的、凝练的概括（即“谓”的内容）来加以统摄，从而完成从特殊到普遍的认知飞跃。这与中国传统思维重视类比、讲究“即事见理”的特质一脉相承。在修辞策略上，“其…之谓乎”是一种高超的收束技巧。它以推测性、商议性的语气（“其…乎”）包裹着确凿无疑的判断，显得含蓄而权威，既能彰显作者学识（对经典的引用），又能引发读者共鸣，让仿佛是与读者共同发现而非强加。此外，它还具备强大的互文性功能，将当下文本与更广阔的经典文本海洋连接起来，增强了论述的历史纵深和文化厚重感。

       流变：在后世文本中的传承与化用

       秦汉之后，“其此之谓乎”的完整句式虽不似先秦那般密集，但其精神与变体深刻影响着后世文章。史论中，司马迁“岂非天哉！岂非天哉！”的感叹，欧阳修“忧劳可以兴国，逸豫可以亡身，自然之理也”的论断，都可视为该句式情感强化版或语气肯定版的流变。在笔记、评点文学中，“此之谓也”、“诚哉是言”等简化表达随处可见，继续发挥着画龙点睛的总结功能。乃至在明清小说里，说书人或叙述者也常以“正是：”引出一首诗对前述情节进行点评，这实质上是“其此之谓乎”叙事化、通俗化的表现。直至现代，当我们说“这大概就是对…的最佳注脚”，或“所谓…，大抵如此”，其内在逻辑依然与这一古老句式遥相呼应，足见其生命力的持久。

       当代启示：对概念界定与意义追寻的叩问

       在今天重提“其此之谓乎的谓”，具有鲜明的现代意义。它首先提醒我们关注语言与定义的力量。在信息纷杂、概念泛滥的时代，如何准确地“谓”（定义）一个事物、一种现象，避免歧义与误解，是有效沟通的基石。其次，它叩问着意义生成的方式。任何个体经验或社会事件（“此”），都需要被置于更宏大的叙事或理论框架（“谓”）中才能获得深刻理解。我们是否找到了恰切的“谓”来诠释我们的时代与生活？最后，它象征着一种谦逊而开放的认知态度。使用“其…乎”的推测语气，意味着是探索性的、可讨论的，而非武断的终极真理。这鼓励我们在肯定判断的同时，保持对知识边界和不同解释的敏感，在“定谓”与“再谓”的动态过程中，不断逼近对世界更本真的理解。因此，这个古老的短语，实则为当代思考提供了一面关乎语言、意义与认知方法的宝贵透镜。